早晨醒来，稍微有些感冒的孩子不愿意去上学，怯怯地跟我商量：“妈妈，我还有一点感冒，今天不去幼儿园。”说完，使劲擤鼻涕，证明自己的确还病着。

　　我不忍心勉强他去上学，就和他商量，“妈妈要上班，你去姥姥家好不好？”宸宸说好，表示愿意去姥姥家，却突然皱皱鼻子哭泣起来，一大颗眼泪涌出眼眶，在圆圆的小脸上淌成一条线，哽咽着问我：“妈妈你晚上还来吗？”

　　我一愣，但瞬间明白了，今天是周一啊。前段时间我连续六个周出差，周一的早晨把孩子送到幼儿园，下午坐火车离开，周五深夜才能回来。周一早晨上学的时候孩子还牵着我的手，晚上放学的时候，他就找不到妈妈了。我出差在外丈夫也有紧要工作的时候，就会把孩子送去姥姥家，早晨送去，有时晚上也无法接回，孩子会整整一天都会见不到爸爸或妈妈。

　　听母亲说，我和丈夫都不去接宸宸的时候，孩子就特别难带。这4岁的小人儿放了学情绪还很好，在家里看动画片等爸爸妈妈，等天黑了还没有人来，就开始闹情绪，不肯在家呆着，非要牵着姥姥的手在小区门口等，要一直等到困的不行了，他才会跟姥姥回家，不情不愿地睡去。他蜷缩着小小的身体睡着，浓密的睫毛在脸上投下浅浅的阴影，苹果般的小脸上，有时还蜿蜒着未干的泪痕。

　　他今天突然落泪，是怕妈妈早晨把他送去姥姥家，晚上却没人去接了吧？在一次次的等待成空时，他的内心，应该是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吧？他是不是会感到害怕，觉得自己被父母抛弃了？我抱抱他，将他小小的身体贴在我的怀里，向他保证妈妈下了班就去接他。他这才放心，换了衣服牵着我的手跟我出门。

　　一个四岁孩子的痛苦和不安，也许在心怀天下的人眼中，是微不足道的，但其实对每一个个体来说，自身的痛苦都是同样真实、同样沉重的。宸宸是个非常懂事听话的孩子，虽然是个小男孩，但经常落泪，以往的时候我总在发愁儿子的性格偏软，但今天孩子的泪水触动了我，我想，作为母亲，我是不是没有给这个小人儿足够的安全感？

　　我自己的母亲，是个事业心极重的女人。她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，结婚后得到一次招干的机会跳出农门，成为国家干部。对这份改变她命运的工作，她倾注了几乎全部的精力和热情，孩子和家庭，反倒成了在繁忙时可以被忽略的背景板。母亲是做计划生育工作的干部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计划生育工作特别紧的时候，她经常需要起五更、睡半夜，甚至彻夜不归熬夜加班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我在村子里吃百家饭，对自己的母亲几乎没有印象，只模模糊糊地知道生活中还有一个来去匆匆的年轻女人。稍大点的时候家搬到城里，我脖子上挂着串钥匙，开始照顾自己和弟弟。母亲经常在早晨出去，晚上7点天擦黑时回来叮嘱我们姐弟俩，“今天夜里要加班，我明天一早才能回来，你们俩锁好门，自己睡觉可以吗？”于是一个10岁，一个8岁的孩子，在黑黑的夜里打开家里所有的灯照亮院子里每一个角落，相互鼓励，“睡觉睡觉，不怕不怕。”

　　母亲这种拼命工作的状态，一直持续了近二十年，等她终于清闲下来的时候，我和弟弟都已经长大，对母亲再没了小时候那份浓重的盼望和依恋。不能从最亲近的人身上得到情感满足的孩子，长大后遇到了很多很多问题。从小到大，我继承了母亲的要强和不服输的性格，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，都力争做到最好。加班和约会冲突的时候，被推后的肯定是丈夫。“我有事情要做！”成了一个理直气壮地忽视别人的理由。只有在拼搏到精疲力尽，身体和灵魂都疲惫不堪的时候，才会允许自己依偎在所爱的人身边稍事休整。在反思、校正和修正自身的过程中，我一直在思考母亲当年的价值排序，对她偏重事业、忽略家庭的选择颇有微词。可今天宸宸的眼泪提醒我，我竟然在不知不觉中，复制了自己母亲当年的方式。

　　从小，我们读着家国天下的书，念着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摇头晃脑地背诵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”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常常把爱国、崇高、献身、成功、立业的情结推向极致，我们可以把高官厚禄当作成功，可以把身家百万当作理想，可以抛却天伦之乐四海飘荡，却不认可家庭和睦，平淡人生也是一种同样重要的幸福。

　　一生很短，一场疾病，一场灾祸，好日子就结束了。可以够努力，但不要太过，日子的重心过度偏向事业的发展的时候，难免会忽略身边人对你情感上的需求。人生还是应该追求两全，家庭与事业两全，责任和自我两全，坚守和改变两全，在不同的阶段，确定不同的人生重点。生活原本就不该被割裂成对立的两面，无论选择什么作为当下阶段的重点，都要兼顾到另一面。古语讲中庸，“中不偏，庸不易”，不能为了一个阶段性的目标，忽略了我们来这个世界的真正的意义，忽略了我们身边最最重要的人。

　　应寻世间双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。

　　（刘潇  2015年5月6日《中国法院网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