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色记忆 • 尼山敌后武工队

　　1947年3月，国民党军全面进攻改为对陕北和山东实行重点进攻。5月下旬，国民党军队以30多个团的兵力对鲁南地区大举“扫荡”“清剿”，为避敌锋芒，待机歼敌，尼山地区武装部队战略转移至外线作战。鲁南军区武装部干部冯惠民（曲阜颜母庄人）与徐干事、孙焕文参谋奉军区命令到尼山革命根据地处理撤退后的有关问题。他们为了当地革命家属及革命群众的利益，经请示批准，自愿留在尼山地区坚持敌后斗争。从6月初，他们3个人3支枪，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，白天藏到山里，晚上出来打击敌人，并且晚上到各村召开群众会，发动群众与敌人斗争，后来发展成了有30余人枪的尼山敌后武工队。活动区域以颜母庄北山为中心，南去果庄、魏庄，西去南辛、白村，东去北王庄，北去圣水峪等，在敌人对尼山革命根据地40余天的“清剿”中，打击了敌人，扰乱了敌人的阵脚，控制了以颜母庄为中心周围30多个村庄的局势，保护了没有撤退的干部及当地群众，保护了埋藏的物资。直到8月份，北撤部队和人员回来。冯惠民领导的尼山敌后武工队，支撑了尼山革命根据地的大旗，鼓舞、坚定了当地干部、群众夺取革命最后胜利的信心。为此，10月份，中共鲁南一地委在董家村召开庆功大会，给冯惠民记特等功一次，给其武工队员各记一等功一次。

　　冯惠民

　　冯惠民，曲阜尼山颜母庄人。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任中共邹县第一分区（田黄区）委书记，兼区公所所长、区武工队队长、指导员等职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曾任中共金华地委党校副书记、校长等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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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同甘共苦立功劳

　　——四七年坚持对敌斗争的回忆

　　冯惠民

　　一九四七年，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我山东解放区。在大军压境前夕的五月下旬，我鲁南军区叫我与徐干事、孙焕文参谋到邹县，处理那里我们机关办的工厂（在黑山前石门村）。我们三人星夜赶来那里，得知我党政机关以至村干，都暂时北撤了。我们找不到机关，就去工厂，用了一天多的时间，埋藏机器与布匹，钞票也用罐子掩埋在地下。办完事，我们就急忙赶北撤的队伍。

　　那里群众已知大祸临头，见到我们，都忙问我：“撤走不撤走？”我那时难以回答要马上走，我只答：看看情况再说。可是广大群众都说：“你在这里当了两年多的区长，才走了三年就不管我们了”。我们又到了颜母庄。那里区、乡、村干部虽然刚撤几天，但群众又见我来了，大家不约而同地把我围起来，问长问短。这时忽然一个人说：“巩震寰要来官庄了，正在叫群众给他打扫房子。”这个坏家伙要回来的消息，吓得群众胆战心惊。人们对我说：“你千万别走了，我们好有个依靠。”在此情况下，我就果断地说：“不走了，我们还是死活在一块，同甘共苦。”随即，我们三人商量一下，他们二人都表示，叫我决定好了。就这样，我决心留下来。叫孙焕文北去，找我们机关汇报这里的情况。当即，我们去了官庄，看看何人给巩震寰整理房子。群众见到我们，马上不整理了，虽不象颜母庄那样，但从表情上看，这村群众更有难言的苦衷，担心以后受苦难。尽管如此，我们来到，还是给群众以“定心丸”。这夜我们住在了山根下的小村。

　　两天后，大批的敌人来了。敌人除在村内搜查外，山上山下的沟里都进行搜查。我们与敌人兜圈子。大批敌人走了，他们带来的还乡团，都以“乡政府”的名义留下来了。这样，我们三人（他二人是第一次到这里）如何坚持就成了问题。我决心找未撤走的同志，找部队放在村里的枪。我们找了一天，也找不到个同志，他们均隐蔽起来了，干部撤走了，枪放在何处群众不知道。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，我们只有打敌人，扩大声势，隐蔽的干部才会找我们。我们夜行二十多里，到还乡团驻地，匣子枪放了二十响。当时我们只有匣枪一支、手枪两支。我们夜间又回到住地。这一打，出现两个好情况：一是，隐蔽的干部有二人找我们了；另一个，还乡团不敢明目张胆地住我们解放区了。这两个同志来见，给了我们很大的方便。他们虽然身体不好，但他们能串联别人。没有几天，我们就有了十多人。吃的没问题，我们经常住颜母庄北山上，可以随时通知，就会有人送来。武器成了问题，我们通过各种途径，找来一批手榴弹，每人都分了些。就这样，我们夜间主动向“还乡团”袭击。我们白天了解还乡团的驻地，夜间去，每人向敌人住的地方掷几个手榴弹，吓得敌人不敢住在靠我们近的村子，更不住他们的“乡”所在地了。约数天内，未撤出的村干来找我们，报告了部队在他村存放的枪支，我们夜间取来枪，虽然这些枪质量较差，但还能打响。有了枪，我们人也多了起来，有近二十余人了。我们白天睡觉，晚上远征，南去果庄、魏庄，西去南辛、白村，东去北王庄，北去圣水峪，这些地方都有了我们的枪与手榴弹声。我们夜间去的村庄没有敌人，群众会自动出来看我们，我们就及时进行宣传：我们是留守部队。有时说，我们是游击队。群众称我是县府的科长；到小山后，又称我区长了。这样，以颜母庄北山（即尼山）为中心，周围四十余村，敌人不敢来活动了。

　　敌人为了刺探我们的情况，就派来一个自称是我们“村干部”的人，说他在家藏不住，来找我们了。这个人说自己是“各救会长”，但我们都不认识他。干部来，我们应同情与欢迎，但又不认识，我们就先不发给他枪。通过各种关系去这个村了解，该村并无此人，肯定是敌人派来的奸细。我当即对他审问，他不招，只说是：“你们不相信，我走好了”。我们怕他逃跑，当晚就结果了这个奸细。

　　敌人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，就白天集中力量到我们控制的村庄抢东西。有一天我们得知，自称为“田黄乡”的还乡团，要到董家庄抢我们掩埋的东西。这个村是军队常驻的地方，地下埋有大批物资与军用品，我们为了不使其得逞，在确知他们天明前即到董家庄的消息后，半夜就到董家庄西边一个小山上进行截击（时间是七月初，记不清日子了）。早晨约六时左右，看到四个骑自行车的人，直向董家庄来了。我们集中火力打去，有一个翻车的，三个下车趴在了地下。我们估计，至少有一个打伤。一会，后队七八十人已来，我们不能在这个小孤山上进行长时间的战斗，便逐步向北边大黄山转移。尽管敌人乱放枪，我们安然到了山顶，随即四面布置阵地。这时敌人虽然在山下乱放枪，但他们不敢进攻。到了九时多，三教乡的还乡团约四十余人来了，北王乡的也来了，罗头、果庄等都集中起来了，据说有六个乡队，另外还来了土顽武装。当时我们只有二十多支枪，子弹还是不少的，对这些乌合之众，绝不会叫他攻上山来。他们分东西南北四处向山上进攻，我们不到一定的距离不打。这样坚持到十二点，山下的村里送饭来了，送饭的说，这个山四面有数百敌人，均围住了，要我们“考虑考虑”。这肯定是敌人叫他说的，要我们投降，他叛变投敌了。我问他，你看他们能攻上山来吗？他却说，攻不上来，这是他自己的话。我们有饭吃，士气更高了。为了看看敌人的花招，我们叫那人光着膀子，手拿自己的衣服摇摆，作出要敌人上山的样子，时间在两点钟。一次不行就来二次，在四点多钟，敌人又派人来“劝降”了，说什么：邹县已准备“欢迎”我们，在东门外，并说“只要进去，什么条件都能满足”。这种自欺欺人之谈，令人发笑。他们每次来人讲了些什么，我均向全体同志讲了，做到了群策群力。我们的回答是：晚上再送饭来，我们就在这里打下去，你们若能打上来，我们就做俘虏，这要看你们的力量了。就这样，他们进攻五、六次，离我们近时，我们一开枪，敌人就连滚带爬下去了，最后敌人恼羞成怒，四面大攻一场，就在附近村里住下了。他们的岗哨还不断向山上打枪。到了夜十二点后，我们从住敌人较多的东面下了山，转个圈子，又回到尼山，天已快亮了。到七点多钟，宋家山头村的群众向北边山沟涌来，我们迷失方向，知敌人在大肆宣传，说我们已被围在黄山上，很快就解决了。因此他们就在我们控制的村庄抢东西与粮食。在此情况下，我们被迫连续作战。我们从大沟里转到敌人回去的路上隐蔽好，等这些家伙用车装着抢到的东西大摇大摆地入了我们的埋伏圈后，我们就用排枪射击。他们当即趴在地上，以车为掩护，还了几枪。他们的接应很快地到了，我们从原路退回来。后来知道，他们抬走二人，是死是活，未作详细调查。这一小堵截战，大挫了敌人的锐气，他们扬言包围我们的话破了产，更加振奋了我们的精神，长了群众的志气。

　　我们的人员一天天多起来，达到三十多名。人多了是好事，但又带来食宿的困难。我们就开始白天活动。离我们较近的龙泉集还是被敌人控制着，我们决定去占领这个阵地，赶个集扩大影响。我们天明到龙泉隐藏起来。敌人也很鬼，先派了两个便衣到龙泉侦探，这两个家伙一到，就上茶馆喝起茶来，群众马上来报告，我们当即出动了四人。由于这两个人有准备，我们一靠，他们就外逃。我们把他们抓住，就把他们绑上，召集起来赶集人，进行宣传，由于看管人的疏忽，其中一人脱绳而逃，我们追赶，在高梁地里跑来跑去，我们只有开枪射击，这样他们土顽、还乡团队伍就赶来，打来的枪声很急。我们当即撤出龙泉集，带着这个俘虏走，他知救他的人已到而不走了，我们就当即解决了他，胜利的回来了。从此，除武装集体到边沿村打击敌人外，我们每晚到各村开群众会，各村群众都要跟着我们与敌人斗争。

　　从四十多天坚持斗争的情况看，敌人虽又成立各乡伪乡公所，但都未达到他们的目的。我们保卫了村庄，保护了干部，也保住了埋藏的物资。到八月底，北撤转回的先头部队来了，我们这才独立活动，地、县委又在九月份，分配我任田黄区委书记兼区长。十月份，在董家村召开庆功会，后经地委评委会评定我为特等功。坚持斗争是大家之功，全靠老区广大群众的支持，我对领导给我的荣誉实受之有愧，深感做得不够，这是我以后工作的动力。

　　《同甘共苦立功劳——四七年坚持对敌斗争的回忆》，系冯惠民同志的回忆文章，原载《曲阜党史资料选编》（第四辑）。